1988年1月，在台北的病榻上，蒋经国因糖尿病和长期的疾病折磨，身体极度虚弱。关于他临终前呼唤“亚若”这个名字的说法，主要来源于身边的人与后来的回忆，细节虽然无法逐一确认，但这名字所指向的确是章亚若。章亚若并不是蒋经国公开承认的妻子，蒋的真正伴侣是早年与他生活于苏联的蒋方良，她陪伴了蒋经国走过许多岁月。而章亚若则代表了另一段被故意隐藏的个人关系，这个名字在蒋氏家族和少数亲友间流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

两人的相识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赣南。1938年，蒋经国在蒋介石的安排下，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，驻扎于赣州一带。当时的他大约三十岁，努力通过优化地方治理来展现自己的能力。在赣南，他进行行政整顿，强调官员应亲近民众并重视青年培训。蒋经国的这种做法虽有明显的组织色彩，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章亚若向他寄出了求职信。

这封信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但字迹工整、内容实在。出身普通且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章亚若，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做一些事情。蒋经国读后认为，不能因为她学历有限而拒绝这样有潜力的人，因此让她进入赣南行政公署图书馆工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章亚若受到关注并非由于求职信，而是在一次次空袭后的救护工作中。日军频繁轰炸赣州，公署组织战地服务队参与救治与安置。原本爱穿旗袍的章亚若也加入了这些救护行动。

她并非仅限于整理文件，还擅长书法、演讲和表演，性格开朗，与同事们自然相处。在工作中，蒋经国逐渐发现她具备相当的办事能力和强烈的责任感。两人的关系由单纯的上下级逐渐越过了普通同事的界限。

后来，蒋经国在赣南北郊设立了青年干部训练班。尽管章亚若的条件并不突出，却被安排进了第一期。在训练期间，她积极参与各种集体活动，常常上台演讲或清唱京剧，蒋经国对她关注有加，这在旁人看来显然不仅仅是欣赏之情。训练结束后，章亚若被调入秘书系统，负责处理与蒋经国息息相关的事务，两人的接触和关系愈加亲密。据一些赣南的工作人员回忆，二人常常一起出现，公私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。

据章亚若的亲属回忆，蒋经国曾提到希望带她回浙江溪口见自己的母亲毛福梅，并尝试处理两人的关系。尽管无法确认他说这些话的完整性与具体时间，但章的家人确实知道她与蒋经国关系密切。1939年12月25日，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在溪口遇袭身亡，打乱了他原有的安排。虽然他没有公开承认章亚若的身份，但却并没有与她断绝关系，甚至让她与蒋家子女有了较多接触。

1941年后，章亚若怀孕，此事被蒋介石所知后，令其相当震怒。对于蒋介石而言，蒋经国正处于政途上升期，任何可能引发家庭纷争和外界议论的事情都是不可忽视的。蒋经国被安排前往重庆前，他让章亚若前往桂林待产。1942年，章亚若在桂林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，分别取名蒋孝严与蒋孝慈，两个名字将蒋家与他们的血脉紧密相连，但蒋经国私下称呼他们为“大猫”与“小猫”，体现了他对孩子的亲近，却并未赋予公开的身份。

章亚若希望孩子们不再处于尴尬的地位，也曾与亲友讨论过关于“名分”的问题，但据说她十分顾及蒋经国的处境，较少直接询问。1942年8月，章亚若在桂林突然去世，关于其死因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中毒。她的亲属回忆，当时一名自称医生的人给她注射后，她很快出现了眩晕和失明的症状，情况急转直下。这个医生从此下落不明，章亚若的遗体状态也让家人更感疑惑。

这起事件至今缺乏完整的司法调查，关于蒋介石指使、军统人员行凶或蒋经国亲信处理此事的说法虽然在民间流传，但并未形成可供各方验证的结论。因此，将各种传闻直接视为事实是缺乏严谨的。章亚若去世后，蒋经国安排亲信处理后事，并通过朋友照顾两个孩子，遗憾的是，他始终未能公开承认章亚若的身份，两个孩子的成长道路因此异常曲折。

1987年，蒋经国曾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提到章亚若，据秦孝仪转述，蒋经国认为两人的关系超越了普通情感，还有共同理想与精神层面的相互理解。然而具体的谈话内容外界难以完全复原，只能依赖回忆材料。蒋经国病重期间，身边人听见他在沉睡中呼唤“亚若”，蒋孝勇对此感到疑惑，后来向秦孝仪询问才明白这个名字背后承载着赣州、桂林和蒋家多年来不愿公开的往事。那不是他的妻子蒋方良，而是章亚若，她所留下的并非婚书，而是一段始终未能获得正式承认的爱情，以及两个孩子，直至多年后才逐渐被世人所知。